西南战局的不利正如所有人估料到的那般在帝国中引发了相当强的反对呼声，尤其是政务院各部中的大小官员们对于这个既没有给帝国带来多少效益，又损耗如此巨大，现在更是损兵折将狼狈而归，大大坠了帝国的威信，已经有不少人要求监察院应该立即介入这件事情，查处第四、第八军团以及帝国情报部门在这一场战争中是否有渎职行为，引得帝国军方中也是一阵鼓噪，认为帝国政务院的那些官员是有意借这一次失利来向皇帝陛下施加压力，要求改弦易辙，调整帝国早已确定的扩张政策。
帝都的媒体也是不动声色的批评帝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有失职的嫌疑，认为以南安、锡金和半岛同盟军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和帝国军相提并论，但帝国军却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惨败，应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京华时报》更是言辞激烈的抨击帝国的扩张政策，认为帝国，不关心民众疾苦，不思发展地方经济，一味穷兵黩武对外扩张，造成帝国经济通货膨胀，民众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要求帝国政府应当从基本国策上来重新审视，调整方向，将民众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放在首位。
当然支持帝国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呼声也不小，这些以从印德安战事中获得利益的工商阶层为主，印德安王国中的索利安地区、旁遮地区在经济上日趋和帝国紧密，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行顺利，使得帝国工商界在这两个地区的投资和收益飞速增长，这都有赖于帝国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行，也有不少人目光更远，认为就近期来说印德安地区对于帝国来说更为重要，但是从远景来说，如果帝国能够获得中东大陆结合部地区的控制权，将会使帝国真正摆脱陆地大国的桎梏，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大国，只有控制了东大陆通往中西大陆的航运线，帝国才能实现真正的辉煌。
各种不同的看法纷纷依托媒体为阵地，不断发表各自看法，批驳对方论点，惹得整个帝国舆论界纷纷扬扬，一片乌烟瘴气，帝国内政部新闻出版署也秉承上意，对于那些只要不是直接针对政府和军方的恶意攻击都都一概不管，对于不同看法和意见更是鼓励争论，这也让帝国舆论界对于帝国内政部新闻出版署的评价高了几分，至少大唐帝国在一方面还是继承了唐河帝国的一贯风格，对于新闻的管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苛刻。
崔文秀放下手中传来的邸报和几份从帝都送来的报纸，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仰靠在藤编大椅中，头顶密集如盖的绿荫藤蔓洒落下一星半点阳光，让整个小院中平添了几分幽静和清凉，印德安进入五月就开始渐渐变得闷热，这是雨季到来的先兆，也是为什么崔文秀急于和汉森同盟早一些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想到这似乎也算得上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吧，如果继续和汉森同盟纠缠不清，那吕宋人现在面临的难题自己也就无法利用了，但现在自己倒是可以好好斟酌斟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可资利用的东西。
西南战事的失利消息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经收到了，成大猷和温拿的双双落败让西南战事划上了一个极其难看的句号，帝国乃至之前的西疆还从没有过如此狼狈的结局，这对于帝国军方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虽然这份耻辱并不单单只能怪罪于温拿或者成大猷身上，但是绝对于军队本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眼下帝国军已经退回了出发点，这种反差有些令人难以接受，损兵折将换来的结局却是回到原位，无论那一位主官只怕都有些食不甘味的感觉。但是现在帝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在西南发动一场大的攻势了，能够维持着目前僵持局势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也许皇帝陛下可能会让梁崇信负责西南战局，但短时间内崔文秀不认为梁崇信就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西南战事这一败给整个帝国军方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崔文秀想象得到在帝国国内的那些政府官员们会接着这个机会猛烈攻击帝国的扩张政策，趁机推行他们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过于拘泥不化，两者并不矛盾，他们却总是认为对外战争占用了大量本该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和财力，这是一种浅薄而又呆板的看法，至少崔文秀是这么认为的。可是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却在政府官员们中颇有市场，和军方支持扩张的意见相比，他们甚至还占有一定优势，如果不是皇帝陛下这块巨大的砝码压在了军方这一边，崔文秀相信帝国的脚步早已经停了下来，而现在西南战事的失利又给政府官员们提供了一块打击军方的有力板砖。
要想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只怕就只有自己在印德安战场上想些办法了，西南战局虽然失利了，但是客观上却也给印德安战场带来了一些有利因素，西南战局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半岛同盟和帕沙人达成了妥协，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是双方的需要，帕沙人看见吕宋人在西面折腾得厉害怕也是有些坐不住了，这才是他们的生死大敌，对外战争可以以妥协结束，但是作为和吕宋人之间的决斗却绝无妥协可能，这是一场内战，相对于分裂之前的安第斯帝国来说，这是一场龙虎之争才是决定谁是安第斯人中真正王者的决战，不分出胜负永远不会停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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